8月5日，亚洲金融市场动荡，日经指数大跌12.4%，韩国综合指数跌超8%以上，正处于停牌状态的港股上市公司中国恒大也没闲着，晚上发布了一则重磅公告，矛头直指创始人许家印及前核心人物。

公告称，恒大集团已经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向7名被告讨回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的股息及工资。7人包括了公司创始人、大股东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前CFO潘大荣，外加许家印和丁玉梅控制的三家公司，总共涉及60亿美元，按最新汇率换算约为427亿元人民币。

许家印虽然被境内有关部门实施了强制措施，但他还是恒大的实际控制人，个人持股比例接近6成，加上在丁玉梅手里的部分股份后累计超过了60%。为什么许家印自己的公司会告自己呢？

这是因为香港上市实体中国恒大目前正处于清盘之中，根据规定，董事会已不再是公司的最高执行机构，由法院指定的清盘人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许家印等人的主要收入是恒大发放的，由于其中存在违规，对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故清盘人替公司“讨回公道”，要回来的钱可以帮助中国恒大处理包括还债在内的诸多事宜。公告的由清盘人署名，非董事会印证了这点。

被送上被告席的四位自然人里除了许家印夫妇（许家印出事后已离婚）外还有两位“外姓人”，分别是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和前CFO潘大荣。

作为恒大的核心高管，两人需要对恒大的财务造假负直接责任，在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提到，“对夏海钧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对潘大荣处以900万元的罚款”，而许家印当时被罚了4700万元。

提起潘大容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讲到夏海钧相信关注恒大及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人至少是听到过的，其长期被视为恒大集团的“二把手”，是许家印的得力干将。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恒大时的年薪是3000万元吧？这个收入水平和受许家印重用的夏海钧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有着“打工皇帝”之称的夏海钧从恒大获利数亿元。根据福布斯发布《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显示，夏海钧在2017年一年里便获得了2.7亿元的报酬，荣登榜首。

夏、潘两人虽然在担任要职时从恒大领了不少钱，但60亿美元的“追薪”数额里的大头显然不是针对他俩的。

公告的措辞用到了“股息和酬金”，股息在酬金前面，说明股息才是重点，事实也确实如此。许家印和丁玉梅的收入大头从来不是恒大发放的工资，而是投资收益，也就是分红。

根据统计，恒大自2009年在港交所上市至2020年的最后一个分红会计年度里累计发放809亿港元的股息，其中许家印家族得到的分红金额高达597亿港元。

本次追讨薪酬的时间是2017年至2020年，许家印夫妇在这几年里获得了380亿港元的分红，约合48.7亿美元，占了讨薪总额的80%以上。

如果清盘人能够帮恒大追回60亿美元，那么对于中国恒大的境外债权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说所有投入能全部得到兑付，至少可以拿回一部分本金。

有人可能觉得恒大的总负债是2.4万亿元，60亿美元（427亿元人民币）杯水车薪，不值一提。

其实不能这么理解，2.4万亿元的负债是整个恒大集团旗下成千上万家公司的负债总额。在香港清盘的是控股母公司，大部分债权人是买了恒大在境外发行的美元债的投资人。

截至2023年6月底，这部分债务的总额是201亿美元，所以能要回60亿美元的话肯定是很有用的。

这么来说恒大的债权人看到了希望？

没错，是看到了希望，至少恒大集团母公司中国恒大的清盘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理论上的推进与实践往往存在差距，哪怕香港高等法院判令许家印等人返回60亿美元的股息和酬金，但要执行到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面说过，60亿美元里的大头是发放给许家印和丁玉梅的股息。他俩并不是以个人名义直接持股恒大的，而是通过设立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这也是为什么将与他俩有关的持股公司一起列为被告的原因。

当年设立持股公司的目的之一是隔离风险，现在用上了。分红的时候中国恒大将资金转入直接股东，也就是那三家关联公司，这时钱已经在境外了，许家印和丁玉梅可以随意支配、转账，这些资金怕是早已分散在全球各地的银行且不一定是以两人名义开户的账户里。

跨国执行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资金分散程度高，有些已经转为房产、飞机、游艇或其它企业的股权等。

除非许家印和丁玉梅主动配合，自愿把钱退出来，否则“追薪”的挑战是不小的。

前段时间许家印和丁玉梅离婚了，当时恒大早就出事了，因此这段离婚被外界称为“技术性离婚”。此外，丁玉梅还有过“骚操作”，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要其还钱，这么做的目的不言自明，属于“技术性起诉”。

出了那么大的事，还想着“技术性离婚”和“技术性起诉”的人，你能指望他们主动退还数百亿元人民币吗？恐怕宁愿花几个亿请知名律师打官司吧。